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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四四年，两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托人介绍，来给张爱玲拍照。
她翻出自己“唯一的清装行头”：一件大袄，底下配薄呢旗袍。拍了几张，要换个样子。她嫌单色呢旗袍“不上照”，随手在旗袍外面加了件浴衣。又嫌低矮的旗袍领不够利落，当场改成连续的圈领。
这些细节是她自己写在《对照记》里的，语气平常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可你细看会发现，她做造型和写小说是一个路数：手边有什么，就拿什么；哪里不顺眼，当场改掉。微博小红书
后来的人记住她，常用四个字：奇装异服。高领、宽袖、大红大绿、祖母的被面。可这四个字把她说小了。她不是胡乱往身上堆东西。她是在用衣服，一点一点把自己从别人手里拿回来。
她最早的衣服，是别人给的。
中学时，继母把自己穿剩的衣服给她，有些领口已经磨破。她后来在《童言无忌》里记下了这件事。小红书
“永远不能忘记一件暗红的薄棉袍，像是碎牛肉的颜色，穿不完地穿着，就像浑身生了冻疮；冬天已经过去了，还留着冻疮的疤 —— 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。”
“穿不完地穿着”。这句话比任何形容词都重。衣服在这里不是衣服，是一件脱不下来的处境。她自己也承认，后来一度对衣服格外执着，是继母赠衣留下的心理。
所以等她能自己挣钱，第一件事就是去买衣服。
中学时代，她画漫画投稿，拿到五块钱稿费，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。母亲怪她不把钞票留着做纪念。她说，钱就是钱，可以买到各种她要的东西。
五块钱，一支口红。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消费，但那是她第一次自己决定，身上该有什么颜色。
再往后，她出名了，稿费多了，衣服也多起来。
一九四三年，她在园游会遇见李香兰，两人合影。她穿的那件衣服，是祖母一床夹被的被面改的：米色薄绸，洒着淡墨点，隐着暗紫凤凰，裁缝照炎樱的设计做。
照片里她坐着，李香兰站在旁边。她在《对照记》里解释，是自己太高，并立“会相映成趣”，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。话说得像玩笑，其实是她一贯的体面。小红书
她还写过一篇《更衣记》，从满清写到民国，把三百年间女人衣服的宽窄、领口、滚边全捋了一遍。文章里有一句话：“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。”。这句话，她大概信了一辈子。小红书
一九五〇年，上海第一届文代会。她穿旗袍，外罩一件网眼白绒线衫。会场里全是蓝灰中山装。弟弟张子静后来回忆，她说：“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，我是不会穿的。”。衣服成了她判断自己还能不能留下来的尺度。小红书
后来她去了香港，又去了美国。初到美国，她隔着海，在信里和邝文美讨论订做旗袍。
和赖雅在一起的那几年，她自己设计衣服去参加派对。赖雅去世后，她一个人住，衣服越来越素。
再后来是跳蚤。她总觉得被虫子追着，不停搬家，扔掉了大部分衣服，只穿宽大的袍子。
按通常的写法，故事到这里就该“晚景凄凉”了。
但林式同整理遗物时看到的是另一幅景象：最后四年，张爱玲的生活慢慢稳定下来，她买了很多衣服。
更衣室是屋里东西最多的地方，除了挂着的，地上堆满各色纸袋，衣服看起来都很新。
林式同算过她的账：如果不是花了很多钱看病，再除掉房租，她剩下的钱不多。他说，她可能会买更多的衣服。一个被跳蚤追了半辈子、搬了无数次家的人，最后几年，把一间更衣室重新塞满了。微博
她还是那个在一九四四年把浴衣披在旗袍外面的女人。手边有什么，就用什么；生活拿走了什么，她就再买回来一点。
衣服是她能控制的一小块地方。别人看见的是“奇装异服”，她看见的，大概是自己还没有被生活彻底安排掉。
她十九岁写过一句话：“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蚤子。”。晚年，她真的和蚤子缠斗了很多年。可袍子还在，衣柜也还在。知乎
